結語

來自死者之屋——論現代歐洲的記憶

　　一九四五至一九八九年間，在遣送出境、入獄、擺樣子審判、「正常化」的陸續摧殘下，蘇聯集團內的幾乎每個人，若不是自己遭到損失，就是成為帶給他人損失的共犯。公寓大樓、商店和從已故猶太人或遭驅逐出境德裔那兒侵吞的其他資產，大多在幾年後被以社會主義的名義重被沒收——結果是一九八九年後，賠償過去損失這問題陷入該從何時開始賠起的無解麻煩。共黨掌權時人民的損失該予以賠償？如果決定賠償，該賠給誰？賠給一九四五年戰後開始擁有資產，卻在幾年後失去該資產者？或該賠給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年間被侵占或偷走的那些產業、公寓的原始所有人的繼承人？時間要抓哪一年？一九三八？一九三九？一九四一？每個年份都牽扯到道德先例和可能在政治上引發軒然大波的國家合法性或族群合法性的定義問題。

　　然後還有共產主義自己內部歷史所特有的兩難問題。請俄羅斯派兵摧毀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或鎮壓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那些人，該因為這些罪行而被傳訊嗎？一九八九年革命剛完成時，許多人認為該這麼做。但他們的受害者裡，有一些是前共黨領袖。誰有資格得到後人的關注：被剝奪資產的斯洛伐克或匈牙利無名小農，或將他們逐出家園、但幾年後自己也受害的共黨黨工？哪些受害者——哪些記憶——該先得到照顧？該讓誰講話？

　　因此，隨著共產主義垮台，湧來滾滾的痛苦回憶。針對該如何處置秘密警察檔案的熱烈爭辯，只是這事的其中一部分而已（見第二十一章）。真正的問題在於想藉由顛倒對共產主義的記憶來壓下那記憶的衝動。原是官方捧為真理的東西，這時遭到徹底的唾棄——可以說是被官方定調為虛假不實的東西。但這種打破禁忌的行為，本身有其風險。一九八九年前，每個反共者都被抹黑為「法西斯主義者」。但如果「反法西斯主義」原只是共產黨的另一個謊言，那麼這時候人們就不由得想以事後的同情，乃至贊同，看待此前所有遭抹黑的反共者，包括法西斯主義者。一九三○年代的民族主義作家鹹魚翻身。有些國家的後共產主義國會通過動議，讚許羅馬尼亞的安東涅斯古陸軍元帥（Marshal Antonescu）或巴爾幹、中歐境內的同類人物。他們在不久之前還被痛斥為民族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與納粹合作者，此後地位提升，他們戰時的英勇行徑受到推崇（羅馬尼亞國會甚至為安東涅斯古默哀一分鐘）。

　　還有一些禁忌跟著遭唾棄的反法西斯言論一起倒下。紅軍與蘇聯的角色，這時可以從另一種角度來予以探討。甫獲解放的波羅的海三小國，要求莫斯科承認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協定不合法，承認史達林片面破壞他們的獨立地位。一九九五年四月，波蘭人終於得到俄羅斯承認，在卡廷森林遇害的兩萬三千名波蘭軍官，其實是死於蘇聯人民內務委員部之手，而非死於納粹國防軍之手，然後波蘭人要求俄羅斯讓波蘭調查人員自由取閱俄羅斯的檔案資料。至二○○五年五月為止，這兩項要求似乎都不可能得到俄羅斯的默許，餘恨仍然未消。

　　但俄羅斯人也有自己的回憶。從衛星國的角度看，蘇聯版的晚近歷史明顯不合史實；但對許多俄羅斯人來說，它可信之處甚多。二次大戰是「偉大愛國戰爭」；蘇聯軍人和平民的死傷人數都居世界之冠；紅軍的確使東歐大片地區脫離了德國統治的魔掌；希特勒的戰敗帶給大部分蘇聯公民——和其他人——真正的滿意和寬慰。一九八九年後，俄羅斯境內許多人對於過去的兄弟之邦——一九四五年靠著蘇聯軍隊的犧牲而脫離德國魔掌的那些國家——不思感激的表現，著實大吃一驚。

　　但儘管如此，俄羅斯人的記憶分裂為兩半。這一分裂分出了兩個機構，兩個民間組織應運而生，以推銷具批判性但彼此觀點南轅北轍的俄國共產主義史敘述。「紀念碑」（Memorial）於一九八七年由自由派異議分子創立，以取得、公布蘇聯歷史真相為目標。該組織成員特別關注傷害人權之事，特別強調應承認過去的作為，以防止同樣的事重演。早兩年成立的「回憶」（Pamiat’），也致力於找回、推崇過去，但兩者的相似之處僅止於此。「回憶」的創辦人，屬於反共異議分子，但遠遠談不上是自由派，他們想提供經過改善的俄羅斯史：不只拿掉蘇聯「謊言」的污染，還擺脫掉不屬俄羅斯傳統的其他影響，特別是「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影響。才幾年工夫，「回憶」就擴張勢力，進入民族主義政治領域，把俄羅斯遭忽視、「濫用」的歷史當武器來揮舞，藉以抵擋「世界主義」的挑戰和闖入者。

　　悲情政治——不管這些政治在細節上有多大差異，甚至彼此抵觸——構成前蘇聯核心地帶與前蘇聯其他加盟共和國間最後僅存的連結。對於國際社會貶低他們過去的苦難和損失，他們同感憤恨。前蘇聯勞改營的受害者怎麼辦？他們為何未受到像納粹壓迫的受害者、倖存者那樣的賠償和紀念？還有戰時受到納粹壓迫，戰後沒多久又受到共黨壓迫的數百萬人怎麼辦？為何西方如此視若無睹？

　　欲剷除共產主義過去，將它整個打入十八層地獄——欲將從列寧到戈巴契夫的所有事物，全解讀為一則由獨裁與罪行構成且始終不變的故事，一段由政權與壓迫所構成且未曾中斷的敘事，而壓迫是由外人所強加或由不具民意的政權以人民的名義所犯下——的念頭，具有其他風險。首先，那是個不合史實的歷史，拿掉了早幾十年裡實有其事的人們的熱情和投入。其次，這個新正統觀影響了當時的政治。如果捷克人——或克羅埃西亞人或匈牙利人或其他任何國家的人民——未在自己晚近歷史的黑暗面裡扮演極積極角色；如果一九三九年後的東歐歷史——或就俄羅斯來說，一九一七至一九九一年的歷史——完全是他人的傑作，那麼這整個時期就成為國家歷史裡的某種插曲：類似戰後法國人意識裡加諸維琪的地位，但涵蓋的時期長得多，擁有更不忍卒睹的悲慘回憶檔案。而結果將會相似：一九九二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禁止卡羅維發利（Karlovy Vary）電影節播映英國廣播公司以萊因哈德．海德利希（Reinhard Heydrich）一九四二年在布拉格遭暗殺為主題的紀錄片，因為該片呈現了捷克人表態支持戰時納粹政權的「不宜」畫面。

　　隨著後共產主義時代的東歐對記憶展開如此的重整，把共產主義拿來與納粹主義比較的禁忌隨之開始崩解。事實上，政治人物和學者開始堅持做這類比較。在西方，這種相提並論仍引發爭議。把希特勒與史達林直接拿來比較不成問題：對於這兩位獨裁者的可怕特質，這時候少有人質疑。但認為該把共產主義本身——史達林之前和史達林之後的共產主義——放在與法西斯主義或納粹主義一樣的範疇裡這想法，可能帶來令人不快的影響，而且不只在德國是如此。對許多西歐知識分子來說，共產主義是共同進步遺產的一個失敗變種。但對中歐、東歐的知識分子來說，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獨裁主義的犯罪病理學在當地非常成功的一次應用，本該如此界定它的歷史定位。歐洲或許一體化了，但歐洲人的記憶仍然扞格不入。

　　…..人所受的苦難深淺，不該根據加害者的目的來評斷。按照這一思路，對那些在集中營裡受罰或遇害的人來說，共產黨的集中營沒比納粹的集中營好，也沒比較壞。

　　同樣地，現代國際法和政治辭令裡對「權利」的強調（和權利受損的賠償），已為那些覺得自己的苦難和損失未得到承認和賠償的人，提供了一個藉以爭取自身權益的論點。在德國，有些保守人士看到國際譴責「種族清洗」，有樣學樣，重新爭取二次大戰結束時遭逐出家園的德裔族群的權利。他們問道，為什麼他們受害就較輕？史達林對波蘭人所做的——或者，更晚近時，米洛塞維奇對阿爾巴尼亞裔所做的——在本質上和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貝內斯於二次大戰後對蘇台德地區德裔所做的有什麼差別？二十一世紀初，在備受敬重的圈子裡，出現了要求在柏林建一座紀念碑的主張：一座「反驅逐紀念館」，一個為所有種族清洗受害者而建的博物館。

　　這一最新的轉折，和其所傳達的意涵——不管是哪種集體性的受害，基本上都是相似的，甚至可互換的，因而應該受到同樣程度的緬懷——引來最後一位在世的華沙猶太人隔離區起義事件指揮官馬雷克．艾德曼（Marek Edelman）激烈的反駁，他在二○○三年簽署反對建立該紀念館的請願書。「哪一種緬懷！他們受的苦有那麼深？因為他們失去了自己的房子？被迫離開自己房子，放棄自己土地，的確令人傷心。但猶太人失去自己房子，還失去自己所有親人。遭驅逐的確苦，但世上有太多苦。病人受苦，沒有人蓋紀念碑來向他們致敬。」（《Tygodnik Powszechny》週刊，二○○三年八月十七日）。

　　艾德曼的反應是一記適時的提醒，提醒我們過度沉溺在緬懷，以及把關注焦點由加害者轉移到受害者所可能帶來的風險。一方面，值得回憶的過往和經歷，原則上來講沒有限制。另一方面，用宏偉建築和博物館緬懷過往，也是抑制乃至忽略過往的方式之一——把追憶的責任留給別人。只要有人真的從個人的經驗出發去緬懷，這可能就沒關係。但如今，一如八十一歲的豪爾赫．森普倫（Jorge Sempren）在二○○五年四月十日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解放六十週年紀念日時，向其倖存的同胞提醒的，「短期記憶的循環就要關閉。」

　　儘管歐洲能以某種方式永遠抓住當代人對過去罪行的記憶——這正是紀念碑、紀念館所欲達成的目的，不管實際結果多麼令人失望——最終還是沒什麼用。記憶本來就是具爭議性且偏頗的：某人承認的事，他人略而不提。而且靠記憶來了解過去，並不理想。戰後第一個歐洲建立在刻意錯誤的記憶上——建立在把遺忘當作生活方式上。一九八九年起，歐洲建立在補償性的多餘記憶上：作為集體認同的基礎且受到制度化的公共緬懷活動。第一個歐洲無法持久——但第二個也將是。某種程度的忽略，乃至遺忘，是公民健全（civic health）的必要條件。

　　這麼說不是要提倡失憶。國家得先記住某事，然後才能開始忘掉該事。在法國人如實了解維琪政權——且不再以錯誤記憶了解它——之前，法國人無法將它擱在一旁，繼續前進；對於波蘭人來說，亦是如此，他們對曾生活在自己周遭的猶太人有著混亂的記憶；對於轉型到民主體制後的二十年間，心照不宣避談內戰之痛苦回憶的西班牙，也將會是如此，對那場內戰和其結果的公開討論，這時才開始上路。只有在德國人已體認並理解他們納粹過往的滔天大罪——歷經否認、教育、辯論、共識的一個長達六十年的周期——之後，他們才開始懂得接受它：亦即把它拋諸腦後。

　　在這些例子裡，回想的工具都不是記憶本身，而是兼含兩種意義的歷史：被界定為歲月流逝過程的歷史和被界定為研究過去之專門學科的歷史——尤以後者為然。惡行，特別是納粹德國所犯下那種程度的惡行，永遠不可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牢記。這一罪行的嚴重程度，使所有紀念活動都不足以完全表達其罪行。【20】它的發生令人難以置信——在太平歲月回顧時它的發生令人難以想像——為淡化乃至否認該事，開啟了大門。後人無法如實記住它，因而它本來就容易被人以不實的樣貌記於腦海。面對這一挑戰，記憶本身束手無策：「只有歷史學者，具有這一職業所最需具備的，對事實、證明、證據一絲不苟的追求，才頂得住。」【21】

　　【20】「我們，倖存者，不是真正的目擊者……我們是……特異的少數：我們是靠著自己的拐彎抹角，或自己的特性，或自己的好運，而得以免於最不幸遭遇的人。那些真的受到最不幸遭遇的人，那些看到蛇髮女怪的人，未能回來訴說這遭遇，或雖回來但不發一語。」Primo Levi,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NY, 1988), pp. 83-84.

　　【21】Yosef Hayim Yerushalmi, Zakhor: Jewish History and Jewish Memory (Seattle, 1982), p. 116.

　　（內文續）

　　記憶會自我證實，自我強化，而與記憶不同的，歷史促成世界的袪魅。歷史所能示人的東西，大部分令人不安，甚至引發混亂——這就是拿過去之惡當道德武器來攻擊、斥責人，在政治上未必是明智之舉的原因。但歷史的確需要學習才能知道——定期重學。有個頗流行的蘇聯時期笑話，說有個聽眾打電話問「亞美尼亞電台」：「未來能預測嗎？」對方答以「可以，沒問題。我們清楚知道未來會怎麼樣。我們的問題在過去：過去一再改變。」

　　事實的確如此，而且不只在集權社會是如此。對歐洲相互對立的過去所進行的嚴密調查和質問——和這些過去在歐洲的集體自我認知裡所占的地位——同樣是最近幾十年還未受到肯定的歐洲一體化成就，和歐洲一體化之所以可能的來源之一。但那是除非不斷更新，否則肯定會消失的一項成就。歐洲野蠻的晚近歷史，費力建造戰後歐洲時所據以作為鑑戒的黑暗的「另一個」歷史，對歐洲年輕人來說，已是不復記憶的東西。不到一個世代，這些紀念碑和紀念館就會成為蚊子館——就像今日西戰線的戰場那樣，只有那段歷史迷和那些受害者的遺族會造訪。

　　在此後的歲月裡，我們如果要去記住為何從奧許維茨集中營的屍體焚化爐裡建造某種歐洲似乎非常重要，那只有歷史幫得上忙。靠著駭人過往的符號和象徵綁在一塊的新歐洲，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它仍被抵押給那段過去，永遠擺脫不了。如果歐洲人要保住這重要連結——如果歐洲的過往要繼續為歐洲的現在提供鑑戒和道德目標——那麼就得在每一代人逝去時以新的方式重新教導那過去。「歐盟」或許是對歷史的回應，但永遠無法取代歷史。